摘要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学界政界出现了某种“反冷战”的逆向思潮，认为二战后 80 年，从冷战的两极世界，转向了美国治世的自由主义秩序 ；而现在已进入多极世界，美国人应当把头转向 17-19 世纪诸民族国家的多极化欧洲历史，淡化意识形态，摆脱冷战思维。这一观点完全没有看到冷战在人类历史上享有的独特地位 —— 它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人类命运对决，奠定了战后国家制度是非善恶的标准。共产主义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不可逆转的。在反冷战思潮出现后不久的当下世界，潮流正在转向，意识形态之争重新泛起。历史逻辑内生出结构性张力，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走向两极裂变，走向新冷战，即冷战残局。

冷战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1989-1991 年，横跨欧亚大陆的红色帝国 ——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轰然解体，冷战结束。弗朗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风行全球。那是人类历史的高光时刻。
此后是近二十年 “ 美国治世 ”（Pax Americana）的单极世界，俄国与东欧国家则经历了一段转型的艰难时期。至 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及中国站队美国，并于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意识形态对峙淡化，共产主义似已堕入尘埃。冷战胜利的热潮随之降温。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北京在全球化经贸大势中崛起，并举办声光盛宴式的世界奥运会。在国际学界、商界和政界，潮流开始静悄悄转向，放弃 “ 冷战思维 ” 的声音冒出地面并汇成一股逆向潮流，是为 “ 反冷战潮 ”。

反冷战潮

反冷战潮的主旋律声称 ：冷战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两大阵营对抗，平白无故造成高强度对抗甚至核战风险。冷战并无是非，任何一方都不占据道德优势，双方半斤八两而已。其潜台词是 ：冷战对双方而言都是历史性错误，其结局并没有任何胜负。
仔细考察后人们不难发现，北京当局是抨击 “ 冷战思维 ” 的主要舆论推手。冷战甫一结束，北京就开始步步为营推动这股反冷战潮。不过，北京早期放低姿态韬光养晦，近年来却日益凸显狰狞。2020 年 7 月10 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厉声疾呼 “ 冷战思维当休矣 ” ：“ 美国反华势力正在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 ‘ 新冷战 ’，这种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做法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
北京所称的冷战及冷战思维，向来语焉不详。对冷战，北京只强调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不提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 ；不提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 ；不提自由开放国家与封闭的极权国家的冲突 ；忌讳提及冷战结局柏林墙倒，更不愿涉及冷战双方是否有正邪、是非、善恶之分，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习近平对前苏联解体的一句 “ 更无一人是男儿 ”，露了马脚。无可置疑，习在哀悼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塌。他上台伊始即自称 “ 绝不做亡国之君 ”，就是企图 “ 挽狂澜于既倒 ”，救共产主义于崩溃。这正是如假包换的 “ 冷战思维 ”。
一个充斥冷战思维的政权指责北约有冷战思维，本是很奇怪的事。恰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 · 史密斯（Jeff Smith）表示：中国自己多年来一直采用冷战策略和战术对抗美国，却动辄指责美国有冷战思维，“指责别人所做的事，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在对别人做的”。1
不唯北京如此，甚至在西方学界、商界、传媒界和政界，反对 “ 冷战思维 ” 也有相当市场。
究其成因，似乎源出胜利者的宽容。他们小心翼翼，唯恐刺激到失败的一方。从北京到莫斯科，学者、商人、政客竞相以抨击 “ 冷战思维 ”为时髦。其基调是，当今已经全球化，摈弃 “ 冷战思维 ” 自是现实需求。
不可否认，上述反冷战思维，前些年已经蔚成潮流，是值得我们认真检视的。

冷战陷阱？

2023 年 7 月 23 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官网发布了一篇颇具代表性的 “ 反新冷战 ” 的文章，题为 “ 冷战陷阱 ：美国霸权时代的记忆如何阻碍美国外交政策 ”，明确反对所谓 “ 冷战思维 ”。2
其基本观点大体如下 ：
我们不能滥用历史类比，特别不能滥用冷战的历史类比。这些类比毫无帮助或具有误导性。冷战历史已经成为限制美国人看待世界的紧身衣。它主导了他们对过去的了解，扭曲了他们如何理解冲突、如何进行谈判、如何思考自己的能力，甚至如何分析问题。无论接受还是拒绝这个类比，美国外交政策圈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把冷战作为世界事务的参照点。
作者断言，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该文作者贾斯汀 · 维诺库尔（Justin Winokur）认为，美国很快就要面临二战以来首次出现的多极化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深陷冷战思维的美国人没有能力应对新兴的多极世界。
《冷战陷阱》指出，应当把头转向更远的历史，转向非单极非两极化的多极历史图景，转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历史，例如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君主国之间的权力冲突、新教改革期间的百年宗教摩擦、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会议、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对抗 ……
作者认为，这些案例让人更容易想象当下的美国和中国如何解决和管理贸易、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的争端，而不是屈服于全面的冷战。
《冷战陷阱》总结说，美国要想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取得成功，就必须摆脱冷战的束缚。
无独有偶，另一位学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 · 卡根（Robert Kagan）2026 年 1 月 18 日在《大西洋月刊》官网发文指出 ：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宣告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终结。3 他也认为世界将恢复到 19 世纪的多极化局面。
但与《冷战陷阱》所想象的那段 “ 美妙的 ” 历史相反，卡根用列举历史事实来说明那个所谓大国协调的多极世界的残酷。从 1815 年到 1914 年，那段时间曾被一些人视为欧洲的 “ 长期和平 ” 时期，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大国之间打了数十场全面战争，死亡人数动辄数十万。
我同意罗伯特 · 卡根说的维也纳和会之后那一百年（1815-1914）并非如基辛格所赞美的是百年和平，当然，与随后的一战二战相比，其规模和残酷性都较小。我也基本同意卡根所认为的 “ 在二战之后这80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和平的世界里。” 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代理人战争（如韩战和越战）以及极权国家内部对其国民实施的制度性肉体和精神毁灭，如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大饥荒和摧毁精神文化的文革。这些都可被视为对国民的内战。
二战后这 80 年，前 45 年是 “ 冷战 1.0” 时期，后 35 年是 “ 后冷战时期 ”或者说 “ 美国治世时期 ”，或者把整个 80 年都大略判为美国主导时期也可以成立。
罗伯特 · 卡根认定这 80 年是 “ 例外 ” 而非历史常态，而《冷战陷阱》作者则认定这 80 年束缚了美国人的思维，在当前已经难以为继。他们皆认为我们正在重返类似 18、19 世纪多极化的民族国家时代。不过《冷战陷阱》作者维诺库尔对之持正面评价，而罗伯特 · 卡根则持负面评价。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终结？

罗伯特 · 卡根宣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终结的主要依据，反映在他 2024 年出版的《叛乱：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4一书中 ：
在人们心目中，美国建国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义。如果将这种自由主义放到当时世界舞台的背景上，更可以彰显其对于人类进步和文明所具有的意义。在当时，整个世界，包括欧洲，都是按照种族、宗教、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构建出来的。卡根强调指出，美国国父们创建的自由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理念，是对这种旧秩序的颠覆。
卡根认为，实际上，美国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 “ 两个美国 ”。一个是秉持《独立宣言》的平等、天赋人权原则的自由主义美国，一个是捍卫白人基督教至上传统、抵制这些原则的反自由主义的美国。
卡根这一叙事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察，有两个致命盲点 ：
1. 忽视了二战及冷战的划时代精神遗产及其历史性判决，忽视了前述遗产被当前乱局激活后可能产生的反弹力。
2. 他忘记了，美国传教士同时也是自由主义传播者。他还忘记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是从欧洲传承过来的广义的自由主义（包容了《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 · 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 · 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理念，即中间激越进取和中间平衡保守的自由主义理念，不能把二者截然对立。）
关于冷战在世界史上划时代地位及其精神影响，我们将在下面论及。这里着重讨论罗伯特 · 卡根的论点 ：美国自建国起就一直存在 “ 两个美国 ”—— 一个是自由主义美国，一个是基督教传统的反自由主义的美国。
这一论述的要害问题是把白人基督教至上传统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完全斩断了二者之间的血缘联系。不应忘记，近代自由主义正是诞生于基督教文明传统之中，而不是诞生于轴心时代以来的其他任何文明传统中。
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如人权，正是来自基督教。洛克就清晰指出人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来自上帝，进而《美国独立宣言》声言那是 “ 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必须注意的是，在更早的古典世界的希腊罗马，只有公民权概念，并无人权概念。当时仅自由民有公民权，而奴隶则并无此项权利，即古典世界并无普遍人权概念。
另一核心观念，平等，溯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启蒙运动只是把上述源于基督教的神圣律令自然法化、世俗化了。这些根本观念溯源于基督教特别是其中新教和清教徒传统，并演化为现今的民主自由体制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在全球拓展自由之所以被广泛称为 “ 传教士情结 ”，正表明了其遗传的基督教烙印。
此外，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内部形成的 “ 选举 — 法制 — 权力制衡 ”机制，为后来欧洲世俗王权向宪政体制转型，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模板、合法性语言和政治想象空间。通过长期的模仿、转译与世俗化，输入了选举合法性、法高于人的法治理念以及权力可被制衡的理念，从而对宪政体制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宪政不是对基督教的否定，而是对其制度创新的世俗继承。
虽然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天主教有异端裁判所，美国制订宪法时亦在南方各州的压力下保留了奴隶制条款，但基督教核心的人权平等的价值理念，通过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美国内战等历史性蜕变，逐步显化自我，实现脱壳，扬弃了教会历史上某些负面因素，其核心价值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有鉴于此，美国被视为 “ 被上帝拣选的民族 ”，美国制度（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具有普世性与救赎性，所有这一切，澄明了美国制度与基督教的深刻关联，美国的传教士情结深植于清教徒传统与 “ 天定使命 ”（Manifest Destiny）观念之中。鉴此，并不存在卡根所谓尖锐对立二元实体 ——“ 两个美国 ”，而是具有传承演变关系的一个真实的美国。
综上所述，我们无法否认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血缘关系。回望一下冷战期间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对东欧（如东德波兰捷克苏联）和南韩的巨大自由精神激励就更加一目了然。目前美欧之间、美加之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保守主义和自由派（liberal）的极化的对峙态势，从长程眼光看，并非永恒壁垒，而是历史钟摆现象。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美国国际战略的双重情结 ——“ 传教士情结 ” 与
“ 孤立主义情结（或现实主义）” 二者之间周期性摆动的当下显现。
维诺库尔和卡根两位学者一致认为，多极化时代已经或即将降临。笔者必须指出，两位有一个共同的视野盲区，那就是冷战。他们完全看不到冷战与历史上一般战争和冲突的区别。而冷战，它的历史独特性是值得大书特书并仔细探究的。

冷战的世界史意义 —— 何以冷战在人类史上如此特殊？

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性课题 ：我们如何评判上世纪 1989-1991 年的世界历史剧变？
冷战是一场被遗忘的人类命运之争。它是一块试金石。
在笔者看来，冷战是被低估被忽视的叙事。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制度竞争，以冷战的形式呈现，作为一场极其罕见的人类历史命运的对决，它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及其独特性在于 ：
1)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这样价值观反差巨大的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在地球上对峙。竞争结果清楚呈现出：何者胜方，何者败方；何者正义，何者非正义。
《冷战陷阱》作者维诺库尔毕竟年轻，从未有过在共产国家生活的经历，恐怕他很难有共产国家民众当年（包括北京 1989 年 50多天举行多次百万人大游行的中国人）那种刻骨铭心的巅峰体验。
回首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 1989-1991 年冷战的史诗式终结，对于共产制度而言，那是终极毁灭性的判决。回顾柏林墙倒塌，那普天同庆的场景 ：经历七十多年系统洗脑的前苏联及东欧前共产国家的国民，未经一枪一弹，竟会在戈巴乔夫的为时甚短的 “ 公开化 ” 和 “ 透明化 ” 开放政策两三年后，就迅速转为反对社会主义，几乎没有死硬党员为共产制度殉葬。七十多年洗脑竟不能抵御两三年的信息 “ 公开化 ” 和 “ 透明化 ”。这是何等不朽的胜利。
2) 这场历史性对决的结果并不是取决于战争的胜负，而是建基于和平竞争的演变。虽然其间也曾经发生过代理人战争（韩战和越战）和惊心动魄的世界危机（古巴核导弹危机），但是对峙的主要双方美苏并未直接开战。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外部压力仅起了次要作用，主要是源于内部问题自行崩塌，是制度性和平竞争的产物。
3) 冷战在人类史上奠定了战后国家制度的是非标准，共产主义已经被主流国际社会判决为缺失合法性的失败的意识形态 / 制度。这种一边倒的胜利，甚至失败一方的国民也心悦诚服。人们注意到，在冷战中失败的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心甘情愿地不再寻求向战胜国复仇，不再寻求回到冷战前的状况中去。俄罗斯与东欧各国有哪一国想复辟为共产党国家？一个也没有！鉴于此，共产意识形态不再可能全盘东山再起。而《冷战陷阱》提及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的那些交战国的战败者呢，他们难道不想一雪国耻？不，他们极其渴望复仇雪耻。因为那些征战毕竟是国家利益之争，宗教教派之争，是身份认同之争。而冷战是为基本价值而争，它与历史上为身份认同之争的战争有根本不同。

这就是说，冷战（对抗共产主义）的结果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奇迹。
这也同时表明，冷战的胜利是不可逆的。这同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那些战争截然不同，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 “ 春秋无义战 ” 那些战争截然不同。
就此观之，冷战，是世界的伟大转捩点。

多极世界？

应当承认，《冷战陷阱》作者维诺库尔殷切期望的那种放弃冷战思维，淡化意识形态，回复到十七到十九世纪处理国际冲突的方式，这种观念在经贸全球化时代还是有市场的，也得到了一些政治人物口头上响应，但他们在政治外交上的宣示与他们的地缘政治实际操作有实质性差异。
人们曾设想，回归这种以民族国家为终极单位的世界格局，各国主权至上，和平共处，相互进行经贸交流与竞争，各自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岂不是一幅历史终结，世界大同的图景？很多政治人物都曾有类似的政治愿景，忌讳言及意识形态分歧。
卡根等学者认为，在美国川普时代推进的新门罗主义将淡化甚至取消意识形态对峙，回归早期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利益纷争的多极时代。
但这种关于多极世界的论断，不过是表面化的观察，并无充分理据。
世界的 “ 极 ”，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和权力的凝聚中心。环顾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工业强国 G7、北约（NATO）、欧盟（EU）以及英加日澳等民主国家，虽然内部也存在利益分歧，但在重大问题上，在基本价值观与制度形态问题上，大体维持着高度共识，通过历史沿革而来的各种盟约、条约、公告等的联系，已经大体成型，自然可谓一极 ；此外，以中俄伊朝为轴心的国家，当可算另一极。环顾全球，还有没有 “ 极 ” 呢？就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和权力的凝聚中心而言，没有了。否则，任何历史时期都可被称为 “ 多极时代 ” 了。
最近十几年来，北京政权宣称 “ 东升西降 ”，以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极权主义，挑战《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代表的普世价值和战后国际秩序，引起主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2016 年以来，美国政府反省了过去三十多年来对北京政权的姑息和绥靖政策，从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竞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竞争、制度竞争等各方面，联手世界民主国家，从四方八面围堵和孤立以中、俄、朝、伊为轴心的国家，基本上形成了两个营垒对峙的态势。
2023 年 7 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峰会，是立足于西方盟国的角度，对上述几年来世局演变的一个俯瞰。
尤其是美中贸易、全球新冠大流行和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世界两大阵营的划分日益清晰。从 2023 年 2 月联合国大会以 141 票的压倒多数声援乌克兰抗击俄国侵略以及维尔纽斯北约峰会声明彰显出的同心同德对抗中俄的立场，是不难看出世界的基本结构的。
在此大势下，有人仍声称美中对抗是 “ 修昔底德 ” 陷阱，仅仅是两大强国争夺国际霸权之战，无关乎价值竞争与意识形态斗争云云，这种论调经不起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演进的检验。

作为象征的中俄朝北京阅兵

共产中国的经济崛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不如刚结束二战之后的 1950 年代。但是，美国仍是世界之首。而前些年盛传中国 GDP 将在不久（2030 年）超越美国云云，现在也不大有人提了。共产中国近些年来的经济下滑、外交孤立、外资撤出、民怨沸腾、内斗凶险，不知伊于胡底。而美国的军事力量，金融力量，外交影响，仍然领先于世界。2024 年 7 月 10 日，北约联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32国发布《华盛顿宣言》，宣称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 “ 决定性推动者 ”（decisive enabler）。这一宣言的发布，标志着两极对抗式的新冷战格局已然成型。
2025 年 9 月 3 日，北京。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三个独裁者 —— 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并肩而立天安门阅兵。冷战结束 34 年后，代表三种不同政治制度的暴君堂而皇之地重新站在一起，结成了抗拒世界主流秩序的 “ 非神圣准同盟 ”。
自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大陆政权后，虽然历经毛、邓、江、胡、习五代领导人，至今仍然是一个以马列毛意识形态为标榜的共产党政权。但苏联 1991 年解体后，其主体遗产俄国目前已是一个以继承沙皇传统为国家意志的独裁国家。而朝鲜的金正恩政权目前已经是以金家血统为统治根基的世袭王朝国家。当下中俄朝这三个政权具有明显不同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
毋庸讳言，这不同制度的三轴心当下能公然抱团，有赖于一根无形的历史绳索使之合三为一。这一历史绳索，正是 “ 新冷战 ”。他们共同的目标，正是反对西方。它们共有的遗传基因就是共产主义血统。
因此，三个轴心国的表演，使不久前仍然若即若离的美欧之间，拉近了立场。让大西洋两岸意识到 ：欧洲脱离美国的保护是不可想象的，美国退回孤立主义也是灾难之道。
同时，这次 “ 九三阅兵 ” 不由使人回忆起冷战后期，1981 年 9 月前苏联勃烈日涅夫发动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 “ 西方 -8”（Zapad-81）军事演习。对外，震慑北约；对内，恐吓波兰刚刚兴起的 “ 团结工会 ”运动，向波兰人民清晰地传递一个信息 ：苏联随时准备像 1968 年镇压 “ 布拉格之春 ” 一样，用军事干预来维护其对东欧的帝国式统治。
但是这场军演的巨大威慑，反而刺激了北约内部，使得美国与西欧空前地团结起来。结果，与苏共领袖的期待相反，几年之后柏林墙倒塌，十年之后苏联自身就彻底解体了。

新冷战降临

美国重要智库传统基金会曾在 2023 年 3 月 28 日发表题为《打赢新冷战 ：一个对抗中国的计划》的长篇报告。
文章指出，无论华盛顿的政治家和权威人士是否愿意承认，美国都在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中国是一个比苏联在其权力鼎盛时期更加强大和危险的对手。
到目前为止，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容我在此列出两个引人注目的证据 ：
1)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这一周，在美国被称为 “ 中国周 ”，因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 28 项有关中国的法案。其中《台湾冲突遏阻法》(Taiwan Conflict Deterrence Act) 规定 ：“ 此一法案旨在揭露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的财务腐败，一旦中国胆敢
使用武力来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时它就会被触发。” 这个编号为“H.R.554” 号的法案所说的中共成员包括至少 10 名特定中共领导人。这 10 人包括 ：1) 中共政治局常委 ；2) 非政治局常委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 3) 非政治局委员的中共中央委员，其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台湾。
2) 2026 年 2 月 9 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以 395 票赞成、2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台湾保护法案》（全称为 Pressure 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To End Chinese Threats to Taiwan Act）。

新旧冷战对比

自然，由于时空条件的差异，新旧冷战在某些形式上是不同的。

1) 新冷战之 “ 新 ”，首先在于对峙双方在经济上紧密交织。这与旧冷战大不相同。事实证明，当年对苏经济封锁与美国软实力相结合，对 1989-1991 年苏联东欧解体相当重要。现在虽然已经有大量外国资本撤出中国，但仍有不少国际资本是中国的贸易伙伴。短期内，美国与西方尚不能在经济上完全孤立中国。但中国经济对美国西方依赖的程度仍然高于西方经济依赖中国的程度。北京有求于美国比美国有求于北京大得多。这也就意味着美方影响中国的着力点比旧冷战时期的着力点要多。
2) 新冷战中，北京缺乏自己的盟友，即没有前苏联所拥有的与西方国家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历史表明，同盟体系的存在与否及其强弱是决定世界性对抗胜负的关键因素。
因此，虽然新旧冷战有上述差异，但是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两国关系、中俄朝伊轴心国与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就大趋势而言，已经 “ 越来越具有冷战的所有特征 ”。

重回两极结构的历史张力

虽然在国际社会的政界学界不少强人希望并致力于进入非意识形态化的中性的多极世界，但是世局的演变却事与愿违，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博弈顽固地呈现出两极化的带有冷战（1.0 版）时期意识形态的对峙。
何以至此？
问题根本在于 ：
1) 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之后，亚洲共产国家及美洲残存的共产党政权靠残酷镇压维持政权存续，以致冷战的残局犹存。
2) 共产中国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韬光养晦，并利用了美国西方的绥靖政策，在经济上军事上日渐坐大，威胁到文明世界的基本安全 ；与俄国、朝鲜、伊朗一起，成了当今世界乱局之源。它们是钻进文明世界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威胁到了文明的生存。
3) 冷战后的共产中国在美国治世时期获得红利而羽翼渐丰后，必定要寻求盟友以对抗这个与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世界秩序 ；而俄国普京为恢复自己的大俄罗斯帝国的斯拉夫梦想铤而走险发动侵乌战争，却不料战事受挫 ；普京遂岌岌于寻求友邦，与共产中国一拍即合，加上被排挤出主流国际社会的金家王朝和极端主义神权国家伊朗，在共同的反西方的旗帜下抱团取暖，成为对抗主流国际的另外一极。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应运而生。
4) 共产意识形态虽然明显导致国家失败，何以仍有某种凝聚力？盖因其过去凭借武力与洗脑之后，生产出了一个庞大的（因为该意识形态而获利的）利益集团。捍卫意识形态就是捍卫他们的身家性命。
以上四点结构性的合力使得多极世界的想象日益虚幻化。这种国际博弈的逻辑，导致重大冲突不断爆发，各国被迫选边站队，使世界再次浮现出两极对峙的态势。这是在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其残局（即新冷战）重新出现并走向收官的大势。

冷战残局的收官

本来，被人称为 “ 新门罗主义 ” 的美国川普政府，正试图收缩战线，返回美洲。但是，观察近期的重大冲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之战等），战略上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政府在地缘政治实践中却一步步卷入了逆孤立主义的全球性竞争。何以至此？
一言以蔽之，形势比人强。其原因有二 ：
其一，现在早已不是门罗时代了。现在的大势日益清楚，美国的国家利益 —— 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 —— 已经扩张到了全球范围，现在要人为地强行收缩回美洲，势必戕害美国利益。事实上，美国很难维持一个 “ 非意识形态的 ” 和 “ 纯孤立主义的 ” 三极或多极均势体系。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和南海海域），在北极圈，在俄乌战场，在伊朗，在委内瑞拉、古巴 …… 被大势驱迫，美国将一步步再次进入两极结构全球态势。川普政府在地缘政治运作的实践中 “ 退一步进两步 ”，从中不难窥见其端倪。这一地缘政治的客观走势，不是美国总统个人主观上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孤立主义倾向所能扭转的。任何收缩动作，一旦启动，都将引发全球性连环反应。
其二，后冷战时代因为历史演进的巨大惯性而蓄积和蕴藏了巨大势能。柏林墙坍塌时自由主义秩序的辉煌成就曾令世界产生历史终结的幻觉。但中国作为仅存的共产大国通过韬光养晦，以改革的姿态在经济上进入国际自由主义秩序而获经济起飞。最近十几年中国褪下伪装，露出共产本色并挑战国际秩序，成为对世界的巨大威胁。国际社会已经警醒，并意识到冷战仅仅是一首未完成的交响曲或未曾下完的残余棋局。
目前这一冷战残局博弈的核心对手，就是共产中国。这也澄清了何以美欧之间，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虽然种种分歧不断，一旦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摊牌时，美国与西方盟国仍将联手对抗共产中国。因为这是主流国际社会难得的唯一共识。在二战和冷战之后的今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采取 18、19 世纪弱肉强食式的武力政策对待正常国家，更遑论盟国了。但是对共产国家和极端主义神权国家则是例外。即是说，新冷战走向真正历史终局的强大惯性力量，支配了目前美国外交战略的方式甚至成败。
因此，当前基本大势，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终结，还是新冷战的重返？这个问题令世界处于焦虑之中。美国立国 250 年以来，经历过各种危机时刻 —— 南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水门事件 …… 美国都化险为夷撑过来了。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例外论，而且在于它证明美国确实有能力通过历史上极其凶险的狂风暴雨的考验。当下大博弈的终局，恐怕要等冷战残局收官之后，才能露出庐山真面目。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
1 杰夫 · 史密斯（Jeff Smith）在 2023 年 3 月 28 日 参加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发布的一份重要政策报告—— 《打赢新冷战 ： 反击
中国的计划》 （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 时的发言。
2 贾斯汀 · 维诺库尔 ： 《冷战陷阱 ： 美国霸权时代的记忆如何阻碍美国外交
政策》 （Justin Winokur, “The Cold War Trap: How the Memory of America’ s Era of Dominance Stunts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 23,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old-war-trap-america-foreign-policy.）
3 罗伯特 · 卡根 ： 《美国对抗世界》 （Robert Kagan, “America vs. the World,”
The Atlantic, January 18, 2026,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03/
trump-national-security-greenland-spheres-of-interest/685673/. ）
4 罗伯特 · 卡根 ： 《叛乱 ： 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 [Robert Kagan,
Rebellion: How Antiliberalism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 Again (Knopf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