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报》2021年11月2日所刊周义澄文章的附录《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是桂林会议已结束了四个月之后的对原稿的修改稿（2.0），而不是会议上我手书的并据以发言的原稿（1.0）（见附件）。原稿是肖前教授从我手中拿去并据以批判的、中宣部理论局摘录的，引发桂林事件轩然大波的文稿（1.0）。我想，尽量还原历史细节的真相是我们的责任，同时我们也感谢周义澄先生发掘几乎被湮没的43年前的桂林事件所付出的时间与辛劳。

●编按：今天，2026年10月10日，是中國民國115年國慶。作為中華文明近代以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中華民國的持續存在，她的 憲政法統，她的 民主轉型，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選項。當前，歷史轉折的潮流正在地下洶湧，一場可能的變革隱隱騷動，值此國運的關鍵時刻，特重發本刊於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時之社論，借以回望一百多年的歷史，期待國人轉型智慧之提升，助力轉型正義之達成。是所望焉。

●今天是2026年9月9日。即是说，毛泽东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现状在在表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进入历史。作为一个政治幽灵，他仍然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忽隐忽现，时冷时热。作为中国的政治劫运，毛的亡灵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面貌。他仍将成为一个标尺，反衬出该时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方向。如今，左翼极权势力卷土重来，强烈干扰中国进入文明世界的进程。而没有对毛时代的批判性补课，中国的一切实质性进展都无从谈起。

●人類歷史的重大變革與科學範式的躍進，本質上皆由極少數關鍵個體（思想家、科學家、天才）所發起與開創。然而，當前以人工智能、機器人為核心的「信息革命」，其演化速度與方向已展現出前所未有的不可預測性。人類文明正處於一個從「虛擬信息控制」走向「實體物理威脅」的歷史臨界點。為了保衛人類對自身命運的絕對主導權，維護人類社會的存續與穩定，我們向全球學術界、法學界、政治決策者及全體公民發出以下三項核心倡議: ............

●编者按 万之，原名陈迈平，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长期旅居瑞典，海外华文作家、文学翻译、《今天》杂志核心编辑；2015年获瑞典文学院翻译奖，代表作《诺贝尔文学奖传奇》《航空信》等。文艺批评今日推送万之老师刚刚发表在《书屋杂志》上的文章《我的“西游记”》。万之老师本文从1992年初次接触到加拿大哲学家泰勒的著作《自我的资源：现代身份的制造》说起。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不仅是文学强调“表现自我”的时期，也是一般民众开始关注“个人”话题和“自我”价值的时期，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探索“自我”意义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泰勒这本著作对什么是“自我”、“自我”需不需要更新等问题给青年万之以极大的启发。该著后来引进到在国内后被翻译为《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万之老师认为，“根源”和“资源”、“形成”和“制造”两组词汇包含着比较明显的理解差异。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认为泰勒的著作应该翻译为《自我的资源：现代身份的制造》，是因为“自我”就好比一个容器，即泰勒书中所说frameworks（框架），可以用来容纳配置不同的溶液，由此“身份”也就随之改变。也就是说，“身份”不仅可以“制造”，也可以“重造”或“改造”。而且“现代身份”也并不天生存在于“自我”之内，而是可以吸收利用外在的“资源”而“制造”出来的。所谓“根源”是固定的，树系回溯型的；而“资源”则可以是外在的，水系一样有多种多样的源头。有些“资源”能“制造”出“现代身份”，而有些“资源”则不能。由此，万之老师回顾、检视自己和同代人的求知和成长经历，以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己游历西方后的求学历程和持续思考。万之老师强调，虽然自己的精神求索和八十年代的寻根思潮有一定相同的思想动机，但他一生的追索不仅仅是去“寻根”，更是去世界上“寻源”。个人也好，一个民族文化也好，都是有了新的“自我的资源”，才能开始重塑自我的“身份”。

●編者按：2026年唐獎第七屆漢學獎頒發給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學系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表彰他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術專長，從早期的禪宗、道教和哲學思想史，到近年來的「何為中國」系列討論，不僅在中國啟發深遠，更影響全球華文知識圈乃至日、韓、北美、歐洲學界。為此，《思想》雜誌授權《波士頓書評》重新刊發2015年10月《思想》29期首發的葛兆光文章《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該文深刻剖析了当代学术界对“天下观”的重构与意识形态化，以饗讀者。

●就在广场戒严最关键的时刻，许勤先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 徐叔叔心里比谁都明白—— 无论是开枪，还是抗命，这一笔都会永远刻进历史。 选择前者，立功受奖、平步青云。选择后者，身败名裂、前途尽毁，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而他，偏偏选择了后者。 他亲手把自己的“光明前程”撕成碎片。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这种选择，对任何人都是异常艰难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性课题 ：我们如何评判上世纪 1989-1991 年的世界历史剧变？ 在笔者看来，冷战是被低估被忽视的叙事。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制度竞争，以冷战的形式呈现，作为一场极其罕见的人类历史命运的对决，它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及其独特性在于 ： 1) 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这样价值观反差巨大的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在地球上对峙。竞争结果清楚呈现出：何者胜方，何者败方；何者正义，何者非正义。 回首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 1989-1991 年冷战的史诗式终结，对于共产制度而言，那是终极毁灭性的判决。 2) 这场历史性对决的结果并不是取决于战争的胜负，而是建基于和平竞争的演变。 3) 冷战在人类史上奠定了战后国家制度的是非标准，共产主义已经被主流国际社会判决为缺失合法性的失败的意识形态 / 制度。这种一边倒的胜利，甚至失败一方的国民也心悦诚服。人们注意到，在冷战中失败的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心甘情愿地不再寻求向战胜国复仇，不再寻求回到冷战前的状况中去。俄罗斯与东欧各国有哪一国想复辟为共产党国家？一个也没有！鉴于此，共产意识形态不再可能全盘东山再起。冷战是为基本价值而争，它与历史上为身份认同之争的战争有根本不同。 这就是说，冷战（对抗共产主义）的结果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奇迹。

●共产中国建政以来，它带给中国与世界的灾难，罄竹难书。其中荦荦大者有四，它们将永远铭刻在人类的耻辱碑上，历万世而不灭：1）1960年代初期毛泽东极左政策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空前大饥荒；2）导致中国人生命财产和文化巨大浩劫的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3）1989年六四中共以几十万野战军屠杀和平请愿的赤手空拳民众；4）2020年初至2022年底中共当局隐瞒武汉爆发的人传人的新冠大疫情使之蔓延到全国全球的人类死亡潮以及随后残忍的封城清零暴政。 今天，是六四惨案37周年纪念日。兹发作者历年文以祭奠故国上空尚未瞑目的亡灵。呜呼哀哉，尚飨！ 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戏剧性地浓缩在天安门那几十天的时空中。那是一个悲怆的历史舞台。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六四”惨案是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我们难属希望现国家领导人秉持胡耀邦的无私无畏、有错必纠的精神，勇于承担历史责任，通过立法与司法程序，公正解决这一问题。

●华盛顿当地时间4月28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这是他登基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公开亮相，也是英国君主时隔35年再次站上这个讲台。查尔斯的幽默技巧高明，堪称英国式“dry wit”（干幽默）的典范。他并非随意逗趣，而是精准运用文学典故、自嘲与时机掌控，迅速拉近距离。在英美因伊朗、中东政策出现分歧的当下，查尔斯国王或许是唯一能有效修补“特殊关系”裂痕的人。他以中立君主身份、历史延续性和个人魅力，成功在华盛顿营造出久违的温暖与团结氛围。

●父親回内蒙之後，母親開始計劃如何在天津謀生。雖然父親每月匯款四五十元，但天津開銷大，連倒垃圾也要繳費。經歷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與公私合營等政治運動，天津的經濟狀況沒好轉，物價跟五零年相比，明顯上漲。二次去天津的那半年，雖然沒住大姑家，但相距不遠，經常去理髮舘玩耍，能感覺出，他們的處境逐漸惡化。運動一個接一個，理髮館已經公私合營，國家佔股份大頭，店主佔小頭。姑夫名義上還是經理，但跟其他職工一樣，僅靠薪水生活。按股分紅的事，連問也不敢問。更難熬的是政治審查。......

●人人都写口述史，莫让岁月尽成灰！聲明：八十多岁老人，回忆自己七嵗對天津的印象。好在，有長居天津的亲友帮忙，盡力拼凑，大致描繪出一個概貌。细节未必准确，甚至可能張冠李戴，但能大体再现五十年代初到大躍進前後，一家个体工商户的生存概貌。至於代表性多大，見仁見智。在此鄭重聲明：所有描写與議論，僅限于我個人現在的認知，谬误不妥之處，概由我自己負責。

●“形势比人强”——无论地缘政治如何演变，只要中国作为唯一的共产大国在经济起飞后开始挑战现有的自由秩序，结构性的对立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立场不是僵化的守旧，而是基于对历史正义的深刻信念。

●这张地图依据人们获取互联网信息的自由度，对全球171个国家进行了排名。结果揭示了一个鲜明而巨大的差异：从欧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高度开放的网络环境，到朝鲜和中国等国受到严格管控的体系。从蓝色所代表的充分自由，到红色所象征的高度限制，地图以连续光谱直观呈现出各国互联网自由度的分布。从整体上看，互联网自由度较高的国家，多数为民主制度国家；但反过来并不完全成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岛屿国家普遍比大陆型大国拥有更高的互联网自由度。

●這篇對宋永毅教授的访谈分为五个部分，一 毛体制的形成与政治运动的“恶性循环”；二 毛泽东独裁者的心理与对知识分子、农民和接班人的态度；三 “夫人政治”与“秘书政治”；四 文革中的武斗与异端思想；五 作为记忆与政治遗产的文革在今天的影响。分为《毛体制的形成与“新中国”政治运动的运行逻辑》和《“新中国”政治运动的种种现象》上下两篇刊发，此为访谈下篇。

●宋永毅教授最近几年先后推出两部著作：《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2021年）和《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联经出版2026年1月），试图从政治心理、文化基因与战争思维的高度，系统性地解构毛泽东时代至今的政治运行逻辑。 为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波士顿书评特约记者卢吾川，对宋永毅教授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宋永毅教授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不仅分析了毛泽东体制的形成和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性质和特点，还就具体的历史现象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还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异端思想以及后文革时期进行了分析，亦如其学术著作，在宏观与微观交织中，勾勒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的毛体制本质与种种政治现象 访谈分为五个部分，一 毛体制的形成与政治运动的“恶性循环”；二 毛泽东独裁者的心理与对知识分子、农民和接班人的态度；三 “夫人政治”与“秘书政治”；四 文革中的武斗与异端思想；五 作为记忆与政治遗产的文革在今天的影响。分为《毛体制的形成与“新中国”政治运动的运行逻辑》和《“新中国”政治运动的种种现象》上下两篇刊发，此为访谈上篇。

●編者按：高全喜教授的著作《中國憲制史（全二冊）》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於2022年5月推出，作者從晚清變法說到1949年的《共同綱領》，歷時一百餘年，詳盡分析與展示那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文本、人物、理念、思想及制度，呈現出一個制憲進程的歷史演變。翟志勇的文章《政治憲法學的歷史表達：評高全喜教授所著<中國憲制史>》以書評形式回顧高全喜2022年出版的《中國憲制史》，視其為2008–2018年中國大陸政治憲法學思潮的延續與總結。文章指出，該思潮興起於北京奧運後中國模式自信高峰與憲政未來方向迷茫之際，憲法學界分為規範憲法學（追求理想模板）、憲法解釋學（依賴訴訟推動）與政治憲法學三派。後者直面黨國體制核心現實，分為「左派」（為黨國憲法化辯護，如陳端洪、強世功）與「右派」（推動黨國向憲政轉型，以高全喜為代表）。高全喜的《中國憲制史》並非純史料考證，而是從政治憲法學視角重釋中國近現代憲制史，強調憲法問題意識源自歷史意識，聚焦主權、革命、黨、人民、制憲等主題，試圖從百年中國命脈中提煉憲政邏輯。翟志勇肯定其開拓視野、將歷史與憲法政治緊密結合的貢獻，但也暗示其為特定時代思想餘音，在2018年修憲後已成「恍如隔世」之作。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在2010年预测了美国将在2020年前后迎来严重的政治动荡。他的著作《危局：精英移除标签项目： 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的核心思路是把复杂社会简化为三个互动的”仓”：普通民众、精英、国家。三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处于太平盛世还是末日时代。 具体来说，他识别了四个结构性的不稳定驱动力：民众困窘（popular immiseration）、精英过剩导致的精英内斗、国家财政恶化与合法性削弱，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其中前两个是核心引擎，后两个是放大器。 这套理论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它的方法论立场：图尔钦借用了自然科学中研究地震的逻辑——区分”压力”（缓慢积累的结构性条件）和”触发器”（突发的释放事件）。你无法预测哪根火柴会点着森林，但你可以测量枯木堆积了多少。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尼黑举行了一小时的会谈，美国联邦公报刊布了卢比奥谈话的重要内容。

●编者按： 一年多前，2025年1月，笔者与张杰先生在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座谈中（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zhuanlan/2025/01/09/relationships-us-china-russia-2025/ ）曾经指出：“（民主阵营与轴心阵营）两阵营的划分并非凝固不变天长地久，它时时处于重组与流变之中。因为各国大多数人仍能看出世界重心之所在，全球潮流之所趋。就连现在与美国为敌的中俄两国的政治菁英阶层，虽然目前背靠背相互取暖，扰乱世界，抗拒国际主流秩序。但在复杂的世局变化中，当历史的转折点隐隐浮现时，在生死攸关的利益盘算下，它们将会在地下暗中比赛，看谁能先与美帝握手。因为届时的游戏规则是：先到为王。” 近日，消息传来，印证了我们一年多前的预言。普京正与美国达成协议，准备重返全球美元体系，放弃与习近平达成的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承诺等等。而习也以牙还牙，派王毅去乌克兰，声称支持乌克兰反抗侵略云云，突然忘记了他策应俄国侵略“上不封顶”的肮脏言行。特此重发去年的《中国透视》，让我们坐山静观他们在争相邀宠华盛顿中鹿死谁手吧。

●我不是雕塑家，不能给您雕一座栩栩如生的铜像；我不是导演，不能给您拍一部流芳百世的传记片；我不是大富翁，不能捐助给您修一座伟岸的纪念馆……但我知道，您最喜欢书，只有书会让您高兴。高妈妈，今天，我终于完成了编辑工作。我想告诉您： 高妈妈，俺给您编了一本书《中国医生高耀洁》，希望您喜欢。 您爱世人，让世人的爱永远围绕着您！

●高耀洁逝世后第一年，我曾经为博登书屋编辑过一本《高耀洁画传》。那时，我第一次系统地整理她的影像与文字，把一个“新闻里的高耀洁”还原成一位有父母、有子女、有脾气、有倔强个性的老人。如今，又有机会为这本《中国医生高耀洁》写一篇序，对我来说，更像是在同一个问题上继续追问：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记住一个叫“高耀洁”的人。 这本书的编者依娃，是大饥荒口述史的记录者，常年在底层行走，习惯于在废墟和尘埃里寻找人的故事。2015年，她与高耀洁结识，此后每年三四次，从波士顿去纽约的小公寓看望老人，帮她改稿、回信、拿药、做饭，在世俗意义上既是晚辈，也是照护者。她说，编辑这本书，是“与她重逢，与她作伴”，希望高耀洁在天之灵能在书页里微笑，感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思念。

●知识界通过深思质疑答辩的思想交流及其精神成果的呈现凝结，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准立宪过程。在反抗的共同体内出现异议，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即可。有人或以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流氓式的北京政权已不起作用。但他们或没 有看清中共当下的危机态势。笔者曾预判，近年来北京高层权斗愈演愈烈，双方均失却了退路；而各方又认定同在一条船上，绝不能让船外知晓。然而，既然内斗已演变成 “ 死亡的螺旋 ”，这种螺旋上升的逻辑是：当白热化权斗相持不下你死我活时，为压倒对方必定有一方要诉诸船外 —— 民间力量，以冲破僵局，改变平衡。因而，包裹黑箱船体的铁幕势将被撕开一个裂口。不久前发生的一个爆炸性消息印证了上述直觉：六四抗命的徐勤先将军在军事法庭被审讯的录像令人惊愕地突然出现于公众视野。这份在黑箱里已经密封了 35 年的录像，在当下这个诡谲敏感的历史时刻破土而出，它意味着什么？（首发于2026年1月10日《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一期》）

●今天是趙紫陽先生逝世二十一週年。趙紫陽任職中共幾十年，在其日常政務之間，難免是非短長，或可詬病。但在歷史關鍵時刻，在黑白昭然，罪與非罪清晰的大節關口，他毅然決然，拍案而起，與暴行一刀兩斷。訣別峰巔，遁入苦海，形同囚犯。佛語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紫陽此舉，充盈慈悲，可歌可泣，已入化境。通觀歷史，人與獸，佛與魔，英雄與罪犯，其差別常常系於一念之間。“一回首即是百年身”。(本刊首发)

●纽约上州的伊萨卡住着一位好友诗人一平，我们常去他家那座二百年老宅喝酒，纵论天下，每回还都会讨论我正在写的那部多卷本长篇小说。我喜欢一人独行，沿15号路北上320英里，放松，想停就停，不忙慌慌赶路。在萨斯奎汉纳河畔洗洗脚，抽一支烟，不啻人生一大享受。有了这辆车，兴之所至，加满油就走。一人独行很神奇，灵感如泉如浪如风如电。有时会冒出些意想不到的生动的细节、人物、故事，有时去程构思出一章，返程又构思出一章。何以如此？没有作家讲过。我想不外乎广阔的空间加自由的移动。你想呀，一路上车风骀荡，蓝色的河流与青葱的山脉迎面扑来，把灵魂都洗透了。没有键盘屏幕，更无杂务，你只能上天入地自由遐想，平日被理性压制的情感与潜意识忽然释放。——一个飞行的书房？

●徐勤先这辈子最硬气的一次，就是1989年5月18日上午10点半，在保定38军军部会议室里，把那份没有军委红头文件的进京命令，往桌子上一扔，说了三个字： “我不干。” 这三个字，让他失去了军衔、自由、名誉，也让十几万”万岁军”的官兵，保住了良心。 历史不会给他发奖章，但历史会记住： 在那年夏天，当所有人都在往前冲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的兵、也替这支军队，说了一句迟到的”不”。 那年夏天，不止一位将军说”不”............。

●編者按：今天， 2025年12月10日，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先生典禮15週年紀念。當年應邀前往挪威奧斯陸的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華人與會者發布了《奧斯陸宣言》，指出諾貝爾和平獎是對劉曉波多年來和平抗爭和奉獻的褒獎，是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判決，是1989年天安門的回聲，是對《零八憲章》的認同。現重發《奧斯陸宣言》於此，以緬懷於2017年逝世的劉曉波先生，並感謝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持續關注。。

●2025 年 11 月 25 日，徐勤先将军在 1989 年六四运动中拒绝开枪而受审的历史视频在海外互联网意外流出。影像以其罕见的平静、克制和道德力，令无数民众与军人震动。而震动最大的，却是中共权力本身。为此，中共在十日之内完成了本应历时数月乃至数年的军法修订，于 11 月 28 日推出被社会戏称为”徐勤先条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补充规定，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核心只有一条，却写得触目惊心： “军人拒不执行上级命令，或者以任何理由拖延、变通执行，情节严重的，直接开除军籍、移交军事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无论从立法速度、条文指向性、猝然清洗力度来看，这都是一场典型的政治性”防御性立法”——它不是为军队制定纪律，而是为政权封堵裂缝。

●日本女歌星滨崎步出人意表，对着一个空荡荡的演唱会会场，把原本的节目从头到尾表演了一次。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演唱会，滨崎步会因为这场演唱会载入人类史册。中共叫停演唱会这一招，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怎么样，滨崎步毫发无伤，收足了酬劳，也唱一场空场回报歌迷，礼貌周周地告别中国，留下一个千古话题，让全世界传播。而中共由此收获的，恰是他初衷的一百八十度反面——它想威，结果是衰，它想作恶，结果是吃瘪。

●驚悉黃元璋先生辭世，不勝傷感。2008年，作為詩人的黃元璋，出版《回首风涛开怀天地》詩集，並以小篆書寫其作品，古樸風雅。元璋兄囑筆者為之作序，雖中心惶惶，然友人之意難違，遂有此序文也。今聞詩人仙逝，特重刊之，以懷故人，以慰詩魂。在筆者讀來，黃元璋兄行吟坐唱，一路寫來，其詩也，興、觀、群、怨，淵廣厚重，意旨深遠。個人命運與國族命運，交織在一起，發為詩章，典重蒼涼，渾凝疏宕，不做才子氣，不擺學人腔，真情率意，娓娓道來，擇善固執，允厥執中，觀神州興衰，沉吟不已；察黎民多災，掩面自泣；考環球良景。祈華思之；在諸種無病呻吟言不及義不知所云的大語境中，元璋之詩，直抵人心，直抵實事，情辭懇切，堪稱詩史也。

●1925年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在北京西山召開第一屆四中全會，史稱“西山會議”。 會議揭露並反對蘇俄通過中共滲透、侵略中國的陰謀，果斷停止“聯俄容共”政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2025年11月23日，將在美國加州舉行【紀念西山會議一百週年】研討會，由中國現代史研究所和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辦。

●依娃的新作《走陕西》（Walking to Shaanxi: Stories of Flight and Survival in the Great Famine），以“口述—纪实—小说化写作”的复合路径，书写大饥荒中“弱势群 体中的最弱势群体”——妇女与儿童的逃荒、被贩与重生，把读者带回1959—1963年甘陕边地那个灾难深重的土地。作者在封面页即点明其写作的补史野心：这是一部弥补“历史大事件中的细节和眼泪”的小说集，而“妇女和孩子逃荒求生”的叙述稀缺到几乎空白。本书不仅将那场灾难从抽象数字与宏观叙事中解放出来，更把具体的人、可触的命运与有名有姓的记忆，重新安放在读者眼前。

●編者按： 慈禧在1900庚子年曾发布《對萬國宣戰诏書》對11國宣戰慷慨陳詞：“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抗慨以示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贻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這與習近平政權在2025年10月突然發布中國的稀土出口對萬國進行長臂管轄，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半年之後，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不得不認慫，發布“變法”上谕，開啟了“新政”。反觀習近平，稀土突然襲擊兩週後，也只得向美國認慫，在韓國會見川普時宣布稀土管制延遲一年，以換取川普在關稅上讓步10% ......。本刊特轉發此5年前舊文，比較相隔125年的慈禧與習近平的行為方式，願博讀者諸君會心一笑。

●编按：今天，2025年10月10日，是中國民國114年國慶。作為中華文明近代以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中華民國的持續存在，她的 憲政法統，她的 民主轉型，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選項。當前，歷史轉折的潮流正在地下洶湧，一場可能的變革隱隱騷動，值此國運的關鍵時刻，特重發本刊於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時之社論，借以回望一百多年的歷史，期待國人轉型智慧之提升，助力轉型正義之達成。是所望焉。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来到深圳河边的梧桐山上，拿起望远镜观察，只见成千上万饥民，齐声喊着“一，二，三”，推倒铁丝网，涌入香港，赵紫阳感慨地说“这简直成了淮海战役！”

●对于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背逆人性的政治理论，如果不幸而君临一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则其依赖蒙蔽信息和暴力谎言持续性专权统治的年限，不会超过三代；即是说，有个“八十年大限”在管着它。 何以八十年？因为大约是三代人时间。何以“三代”？因为代际权力蜕变需要两次代际衰减。 共产党君临中国已经76年了。我曾给出的答案，则是梁任公百年前预言的回响：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九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何故？蒙不过三代，八十年大限也。

●军队国家化这条路，在台湾中华民国走来也是相当艰险的。当年蒋经国先生骤然去世，李登辉先生就任总统，郝柏村先生执掌军权，其势极其微妙，千钧一发。但郝先生，虽与李先生有政见之差异，但作为一位中华民国的军人，他最终遵从了宪法的法统，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没有演出一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血腥戏剧，足以为后世礼赞。 中国大陆能否走上类似台湾的军队国家化之路，目前尚在未定之天。虽然中共高层也在竭力公开抗拒，但从种种迹象看，一些导向军队国家化的因素已经在萌芽、壮大。（本文首发于2008年8月1日《观察》网刊）